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瓷器烧制经过两宋时期的发展，不论在烧制工艺，还是器具种类方面都达到了高峰，各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品种，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等瓷中翘楚。

明代瓷器上的款识在种类、工艺、字体等方面也随之更趋完善，并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即官窑纪年款。

明代历时276年，17个朝代，有帝王年号17个，但由于政治原因，洪武、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泰昌7个帝王年号的纪年款瓷器至今未曾被发现，故现实有明代纪年款十个，依次为：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近来据传发现有明景泰、天顺朝官窑款，但未经证实。民国时及近现代常有人以赝品假冒明代漏缺的这7个朝代纪年款，各藏家应小心为是。

现今发现最早的是“永乐年制”四字篆书、青花书写或阴刻纪年款，未见楷书款或“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款。款识多题于碗、盘、杯类器物之上，并多用青花书写。印刻款多见于单色釉器之上，无论印、刻、写款其起落笔处尖细，笔画折角处圆浑，结体严谨紧凑，刚劲挺拔，同期民窑器未见纪年款，常于器心书“福”、“禄”、“寿”等字。

宣德时期的瓷器盛行题写款识，最多见的是“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也有“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单色釉器上多用阴文印制或阴文暗刻款。款识常外围以单、双线圈框。款识位置一般多在器底。除此外在器心、器口沿、器腹部、器肩也都曾书有款识，故有“宣德款识遍器身”之说。宣德官窑款由名家书写，有晋唐笔意，浑厚拙朴，宣德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几乎没有年款出现。

成化瓷官窑款识颇有意趣，字体圆头圆脑，排列不甚整齐，但书写娴熟，大巧若拙，多为“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或“成化年制”四字纪年款，款识外有双圈围框，内一圈紧贴字款。多书于器底，偶有书写器物口边和器足内侧的。斗彩器如盖罐的底部有只书一个青花“天”字的款识。

弘治朝官窑瓷器的款识基本上都是“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款，款识外加双圈。个别的篆书四字“弘治年制”二行款刻于器里内心。弘治款字体清秀、笔划纤细、笔力瘦劲、顿捺明显。

嘉靖朝官窑款以“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为多见，也有个别六字矾红款，有的甜白器及颜色釉上则为刻款。嘉靖官窑除用年号款外，也有用“福寿康宁”等吉语。青花楷书款，彩瓷上则有“典膳所”、“上用”等矾红写款。字体刚劲有力。

隆庆朝官窑款以“大明隆庆年造”两行六字青花楷书款为主。也有“大明隆庆年制”款。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此以前明代各朝官窑款基本上都是大明某某年制，而少用“造”字，隆庆款则多用“造”了。故较为特殊，字体顿挫有力，笔划挺拔。

万历官窑器大多用两行六字楷书“大明万历年制”青花双圈款。个别颜色釉瓷用两行六字暗刻款。字型早期较瘦，晚期肥厚，字体生硬有力，颇近颜体，万历朝很少用“万历年制”四字款，所见有和其他字句合用的，如“万历年制、纯忠堂用”等。偶有篆书四字青花款。

天启官窑款以“天启年制”或“天启年造”四字为多，也有“大明启年制”六字款，字休扁而宽，笔为刚硬似颜体，但较潦草。在一些庙宇供器上如香炉、净水碗等多落干支纪年款。青花款色调不一，深浓无定律。

崇祯时期官窑基本上废除，故题写官窑款的器物极少，所见有“大明崇祯年制”六字二行青花款。未见四字款，字体兼明、清两代特点。

永乐帝在位时，景德镇瓷器生产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烧制承上启下，内外交流的重要阶段，上承宋元，下启康乾，并广泛与外国交流学习。能工巧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精巧工艺，仿制元代的典型器物外，还大胆进行创新改良，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新瓷器，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借郑和下西洋和外使出访之际，永乐瓷器得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外销瓷和赏赐附庸国专用瓷），从外国进口颜料（如永乐青花所用的苏麻里青）学习技艺。永乐瓷器中也出现了一批地域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瓷器，这既是对前朝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向外国学习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