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奢华虚荣比之康熙有过之无不及，他仿效康熙帝在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紫砂胎上描金之壶，形成著名的乾隆御制金彩山水诗句紫砂壶。此类紫砂壶壶身一面常用描金绘山水园林图案，另一面描金御题诗句，故宫博物院多有珍藏。雍正朝也偶有制作。邵玉亭善制此类，常堆饰荷莲，工雅可观。顾景舟见到邵玉亭的壶后描述说：“一面浮雕荷趣，一面铁线凸描篆书乾隆御制诗七绝一首，制作非常精细，此人应是当时的佼佼者。”此外，清三代尚有使用泥绘、贴花、模印、堆雕等装饰手法形成繁复风貌的，如康雍间的徐飞龙。常泥绘花卉装饰或饰以松鹤，寓长寿之意。康熙时壶体堆雕镂花纹饰，甚至在肩和足镶有金属镂空纹饰，显得富丽华贵、光彩夺目。乾隆时，贴花、堆雕装饰也较为常见，宫廷制品也常用此装饰法，整壶显得华丽吉祥，常有乾隆御制诗。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说：“近时宜兴砂壶覆加饶州之鎏，光彩照人，却失本来面目。”可知当时人已知觉此种彩釉装饰之弊端，即失去紫砂壶质朴清雅的审美特征，且紫砂胎上的彩釉常产生气泡孔及棕眼，更堵塞了紫砂泥特有的双气孔而使其在实用上丧失特色。故而，嘉庆、道光之际，此类装饰即已式微。偶有出现也属点缀性装饰，奢华不在。到了晚清民初时期，在复古风潮的影响下，宜兴艺人才又有仿制，但工艺水平已无法和清三代相比。

自然仿生类壶艺到达顶峰

自然仿生类紫砂壶即俗称花货，产生较早。《阳羡茗壶系》记载，明代最早的著名花货高手是欧正春，他“多规花卉果物，式度精妍”其后晚明出现两位花货大家：陈仲美和沈君用。周高起对陈仲美评价极高：“好配壶土，意造诸玩，如香盒、花杯、狻猊炉、辟邪、镇纸，重锼叠刻，细极鬼工，壶象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蔓，不可思议。智兼龙眠、道子。心思殚竭，以夭天年。”而沈君用与陈仲美不相上下，周高起接着说沈“踵仲美之智，而妍巧悉敌。壶式上接欧正春一派，至尚象诸物，制为器用。”陈沈两位之作，位列“神品”。

进入明末清初，第一位杰出的花货大家是许龙文。《阳羡紫砂图考》记载：“龙文，清初荆溪人。所制多花卉象生壶，殚精竭智，巧不可阶。仲美、君用之嗣响也。”日本著名紫砂收藏家奥玄宝收藏有龙文壶多把，在其所著《茗壶图录》中有详尽介绍，其中名为“倾心佳侣”的一把“风卷葵”紫砂壶精彩至极。奥玄宝解说到：“通体以秋葵花为式，千瓣参差，向背分明，如笑如语，其娇冶柔媚之态，觉妃子倦妆不异。……许氏巧手，每壶无不竭智力，而兹壶精制，尤穷神妙，非他工之可拟伦也。”应该说许龙文在由明入清的花货制作上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之前所有名家的艺术创作似乎都在为一位大师的登场而做着准备，于是陈鸣远站在了繁复精细的花货山峰的顶端。他是我们无法绕开的高峰，当之无愧的花货大师。清吴骞编著《阳羡名陶录》说：“陈鸣远，名远。号鹤峰，亦号壶隐。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其他对陈鸣远的赞誉之辞则举不胜举，可以说他是继时大彬之后的又一紫砂高峰，对之后两三百年的紫砂壶艺尤其花货制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陈鸣远震古烁今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其对自然物象的创造性表现，捏塑、浮雕、堆雕、贴花，在他的一双巧手之下，梅桩、松段、蚕桑、莲花、干柴……无一例外地被提炼成型并赋予它们生命，甚至小到水盂、花生之类器物都惟妙惟肖，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他对自然物象的描摹尤其注重细部的刻画，比如：蚕宝壶上蚕虫啮食桑叶的蚕痕，多条蠕动着的蚕虫，或在桑叶之下或于桑叶之间，有的覆有的仰。达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其他如松段上的不规则年轮，松枝松针的斑纹与线条，或大或小的树瘿，还有梅桩上的树皮与缠枝，栩栩如生的梅花等等都让人拍案叫绝。但千万不要认为陈鸣远的花货装饰就是不厌其多的烦琐堆砌，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作品带给欣赏者的将不是繁复细腻之美，而是拖沓、纷乱与庞杂。他的高明之处即在于能在繁复中见规整，丰富中有条理。

思考一下，为什么陈鸣远能创作出大量的精妙繁复的花货作品呢?当然这与紫砂壶的发展趋势，他本人高超技艺与艺术感悟有关。但考察一下他所处的时代一康乾盛世的工艺品整体风貌就能看出，他的创作与上述富丽堂皇的宫廷器物风格是一致的。以陈鸣远为代表的花货作品和多种彩釉装饰紫砂壶共同构建了清三代紫砂壶艺的繁复华丽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