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北方饮茶风尚开始社会化，茶肆、茶楼由寺庙僧众经营转为民间经营，功能出现多样化趋势。宋代的陶瓷工艺也进入黄金时代，当时最为著名的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它们的产品瓷质之精，釉色之纯，造型之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还有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也以其胎薄、釉色绿青中带黄为一大特征，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宋代末期元代初期，著名画家赵孟頫画有《斗茶图》，我们可以看到画中的人们手中只持茶碗，但南方武夷山茶崛起后，便出现了专为斗茶而用的茶具——兔毫盏。

宋徽宗在他的《大观茶论》中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福建建窑的兔毫盏直径一握，釉黑青色，盏底有向上放射状的毫毛纹条，内出奇幻的银光，异常美丽多变。用此盏来点茶，以茶面泡沫纯白，着盏无水痕，久热难冷者胜。兔毫盏还以黑白相映，对比强烈而名重一时。苏轼的“来试点茶三昧乎，勿惊午盏兔毛斑”，杨万里的“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呜雪兔毫霜”，陈蹇叔的“兔毫瓯心雪作泓”，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对宋代这一极富特色的茶具都作了生动的描写。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鼎蜀镇的紫砂陶情有独钟，他酷爱的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提梁”。河南禹县的钧瓷，改变了单色瓷的历史，利用氧化铜、铁呈色不一的特点，在烧制中任其产生自然的“窑变”，“绿如春水出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获得一种人工无法达到的变幻境界。浙江龙泉窑出品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淳朴的碎裂纹，达到一种视觉上的风韵逸品通灵感。它们的出现，适应了人们对茶具艺术多式样、高品味的要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与宋代士大夫退隐、遁世的政治感伤情绪相通，适合了他们的审美趣味，把茶、茶具的内涵、风格、形式、色彩与一种精神情趣融合为一体。

明代，除特殊的个别地区外，饮用之茶改用了蒸青、炒青。茶具因永乐、宣德两朝30多年的衍变，不但在瓷的烧制上出现了红釉以外，其青花、彩瓷的茶具成为社交生活中最惹人注目的器皿。但在接踵而至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近30年中，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官窑全在禁烧之列。瓷器生产业遭到了空前的摧残，而紫砂陶茶壶却应运而生。明代的瓷器件，直到明末万历年间才恢复生产并出口国外。在日本，这一时期的茶具珍贵异常。

到清代，茶具的生产制作出现一个色彩纷呈、数量空前的时期。紫砂陶与瓷器相互竞争，发展迅速，茶具的范围也有了拓展，包括贮茶器在内成组合发展。这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清王朝在1664年至1820 年这近2 00 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二）南北大运河进一步疏浚开通，沿河城镇纷纷建立，唐宋时在北方形成的茶肆在江南演变为茶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的茶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场所，饮茶的内涵大大丰富，前朝茶具已成为一种收藏的古玩，茶和茶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三）是瓷器中除素瓷、彩瓷外，又有了从法国传入的珐琅瓷；在宜兴一带，文人介入了紫砂陶茶具的制作，茶具登堂入室，成为一种雅玩，其文化品位大大提高。社会上茶具与酒具彻底分开，茶具艺术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而引人注目。直到今天，在林林总总的茶具中，除茶杯、茶盘有用玻璃、塑料等质材外，茶壶依然是以陶瓷为主。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饮茶虽有共同点，但饮用方法就千差万别。例如，云南基诺族把鲜茶叶作凉拌菜吃，崩龙族把鲜茶叶腌渍嚼着吃。严格地说，这并不能称为饮茶。然而，云南的傣族、佤族，是采一枝有五六片嫩叶的茶枝，在火上烤黄投入锅中熬煎，再倒出茶汤来饮用，这种饮茶的茶具是火糖、锅、碗三种。又如，山东、河北，一般家庭中放一个茶盘，内放高瓷壶一把，小杯四个。把茶汤倒进小杯内品饮。广东、闽南的一些地方，也是一壶多盅一个茶盘，但品饮方法较北方讲究，壶、杯都极小，还有一个烫杯的滤盘和盛水的盆，让初来乍到的人见了难以理解。

西藏的酥油茶是使用打茶筒把茶叶、酥油、盐充分搅拌；内蒙是用铜壶把茶、奶、盐三者一起熬煮成奶子茶。新疆维吾尔族所用茶具也有区别：南疆是把茶、胡椒、桂皮、丁香等碾末投入长颈的铜壶或瓷、搪瓷壶中煮，北疆是把茶投入锅中煮沸，兑入鲜奶或奶皮子和盐。茶具不同在于一用壶，一用锅。所以，打茶筒、壶、锅、茶碗以及砸碎茶砖用的工具，就可归入茶具之列了。

岭南、西南多细竹，以青竹筒作各有不同的茶具。布朗族是把煮好的茶汤倒进竹筒里饮用，让茶香和竹香搅在一起；而另一种则把干茶叶放进鲜竹筒里烤热，再倒出来冲饮。严格地说，这青竹筒不应算作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