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摇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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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文化的发源地,在明以前的文献中,包括圣陆羽的《茶经》,都无人提及过。直到清朝初年,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才明确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称:‘武都(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称:‘芳荼冠六清’;孙楚诗称:‘薑桂荼荈出巴蜀’;……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是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把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确些,就是他认为茗饮之事,是始于战国中期的“蜀”地。毋须专门再说,这里就饮茶或茶业起源“蜀”地这点,展开一说。

(一)饮茶业茶初兴于巴关于顾炎武茗饮始于“蜀”之说,现在学术界基本没有不同的看法,只是这“蜀”指成都周围的西蜀还是泛指整个四川?有的人称“秦人取蜀”,是指古代蜀国的地域;有的人称,顾炎武这里引了孙楚的《出歌》,“薑桂荼荈出巴蜀”,他们说的蜀地,当也包括巴,是巴蜀的统治。笔者也持后一种观点。因为顾炎武学识非常渊博,对国家典古、郡邑掌故、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等,研究尤深。四川地名的演变,在《禹贡》中最初称为梁州。春秋战国时,居住在西部的蜀人,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小国——蜀国;居住在东部的巴人,也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巴国,在原梁州的地域上,形成巴蜀两个国家。秦灭巴蜀以后,后来施行郡县制时,在巴蜀两国基础上,改为巴、蜀两郡。史籍中的称“东巴西蜀”,即是由此而来的。汉朝初年,除巴郡外,主要从蜀郡北部,又划出一个广汉郡;在汉武帝年间,于今川西和川南一带,更新增了犍为、沈黎、汶山、牂柯和越嶲五郡,与巴、蜀等统属益州。三国时属蜀;至于四川,是宋以后形成的名字。咸丰四年(1001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明清时,四川为布政司,清更之为省,成都是省治和一个府。

对于历史上四川地名的这些沿革,顾炎武肯定是清楚的;所以,这里他们所说的“蜀”地,明显是一种泛指,而非是指秦汉时的蜀郡。不过,如果要把顾炎武泛指的蜀地再具体一下,那么笔者认为,我国的饮茶起源和茶业初兴的地方,是在古代巴蜀或今天四川的巴地和川东。从四川上述地名的更改,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巴、蜀,先是以族名国,后是以国名地,地名是由族名而来的。四川古今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饮茶从什么地方开始?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成饮茶是从哪个民族为先要回答饮茶起源的地域问题,最好还是从古代四川的族源谈起.四川素称“天府之国”,除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峻以外,都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如1951年在成渝铁路建筑中发现的上限可达10多万年前的“资阳人”头骨,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不知是何原因,这些祖居这里的土著,至原始末年和巴蜀建国以后,与境外移居来的一些人数不多的氏族或部落一样,反倒降之为巴蜀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据研究,上古四川除巴、蜀两个大族之外,还聚居有灇、苴、共、奴、獽、夷、蜑和僰、邛都、筰、徙、冉、駹等10多个民族。古代巴蜀,巴族和蜀族虽是两个人数最多的大族,但都不是土著,一个来自东部,一个来自西北,均是从外地流入的部族。

据考证,蜀族和黄帝族是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后来他们沿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慢慢南移到川西高原,最后由川西下居到成都一带。这一点,在我国古籍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及。如《世本》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称,黄帝后。”巴人原居“湖北清江流域”,《世本》中也提及:“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即留难山,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也即是说,巴族最后是由湖北长阳沿大溪移居川东的。巴蜀移居川境是什么时候呢?意见还不一致,有人据《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支庶于蜀,历虞夏商”这段记述,称蜀人“差不多和巴人同时”,约是在虞复之前不久移居现在的蜀境的。再说白些,也即巴蜀人移居现在的川境,大致是在中原建立夏朝之前不久的原始末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饮茶的起源问题上,我们倾向陆羽“发乎神农”的观点,也即同意始于史前的说法。

这里又讲到,巴人和蜀人是原始末期移居四川的。那么,巴人或蜀人发现、利用茶叶的时间,是在他们移居四川以前还是以后呢?这个问题,是历来人们所关注但谁也没有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神农传说产生和流传的地域,以及茶由原始药用发展为饮用的漫长过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茶叶的发现、利用时间,绝非是巴人或蜀人移居四川以后的那么简短的原始晚期所能完成的。

说具体些,也就是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以前,我国茶的发现、利用,即有一个前发展阶段。如果上面推断不错,那么,巴人和蜀人,确切说巴人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时间,应当是在先。因为如前所说,蜀人和皇帝族是同源,移居黄河上游,后来沿横断山脉不断南迁,他们不但在故地青藏高原,就是移居到川西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以后,仍然地处高寒气候,生活过的环境中,不可能有茶树分布。这也就是说,蜀人在四川只有进一步降居到成都周围以后,才可能接触到或开始利用茶叶。巴人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移居四川的第一地点川东,及迁川前居住的鄂西,不但在唐以前就已形成为我国主要茶区,而且如陆羽《茶经》所载:“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至唐朝中期,这一带野生大茶树还是在在可见。有人估计,两人合抱的茶树,其树龄总在千年以上,大多应该都是战国以前生长的茶树,据此当可以肯定,“巴山、峡川”,无疑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从上面巴人、蜀人移居四川前后住地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巴人比蜀人有先期接触和利用茶的条件或可能,而且在巴人和蜀人之间,只有巴人,才能够在他们移居蜀境之前,就先有一个茶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关于巴、蜀饮茶的先后,除他们移居四川前后住处的自然环境外,巴族、蜀族和神农传说的关系,也能说明问题。因为,从现存的文献来说,巴蜀茶史,都是饮茶的历史,关于“神农以茶解毒”的茶的发现和药用阶段,至少是茶的最初利用历史,似乎非发生巴蜀,而主要是四川境外发生的。所以,巴人蜀人在四川境外与神农的传说有无关系?也是认定他们何者先发现和利用茶的一种补证。顺便说明一下,神农和炎帝,原本是二个不同的形象,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还是记为“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炎帝还没有混合,但大抵至西汉后期的有些著作中,就将神农和炎帝二个概念混淆和合二为一了。其实,神农和炎帝作为人名,它不过是后人为感恩和礼拜肇创农业、医药等伟大功绩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或者是对某一时代、氏族的一种拟人化结果。

神农既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我们查考的巴、蜀和神农的关系,也不是血缘或世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看看这些传说的产生和流传,与这二个族的族源和生活过的地域有无联系的问题。对于神农传说创始和流传的民族或地域,我国史学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也都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傅斯年、蒙文通等著名学者考证,他们认为神农(炎帝)、共工、祝融等传说,是源于或属于南方的“江汉民族”。

这一意见,也代表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江汉民族”,有的称为“苗蛮集团”,是对上古生活鄂西以至整个荆楚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很明显,也包括巴人的祖先在内。关于神农传说源出江汉民族的看法,有人对我国上古文献中的神农记述研究后指出,“在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一本最爱谈神农的作品,一般认为,《庄子》是一本记叙楚地为主的书,所以,有关神农的传说,也当是主要出之荆楚和流传荆楚”。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徐旭生,就认定神农不属南方苗蛮集团,而属“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对于上面二种说法,笔者通过查证有关神农和炎帝资料,结合荆楚大地上留传有最多的神农和炎帝遗迹,特别从神农与茶的有关传说等等来定,我们认为把神农称之为是“华复集团”,不免虚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神农传说与发源西北的蜀族无关,而主要出之和流传于江汉民族的话,那么,巴蜀二族,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们饮用茶叶的历史,和远古“发乎神农”的传说联接起来。

另外,有关茗饮和艺茶巴先蜀后的证据,我们还可从有关史籍中找到某些线索。如《华阳国志巴志》讲到西周初年的情况时提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其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这里清楚记述到,在周初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悉数变成了“纳贡”之品。而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对于这条史料,有人以西周没有“子”的爵位,从而否定巴曾作为周的封国向周纳贡的真实性。其实,周时巴有无成为周的封国,对于巴人可能向西周进献过茶叶,并无多大决定意义。因为如《史记》中所说,不是武王克殷以后,而是在“伐纣灭殷”的孟津盟师大会之时,包括巴族在内的所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周王在全国的宗主地位,实际就已经确立了。当然,战争过程中的联盟关系,并不会有战后的臣属和进献关系与义务;但是,如《巴志》所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族这样一个在灭殷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盟友,周人在战后至少亡殷后的头几年,不能不与巴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

所以,《华阳国志》上列“茶蜜”一类方物,不是贡纳,也当是巴人在西周初年与中原相互赠赐和交流的一种货单。应该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参加伐纣的.部族,还有蜀人

山茶叶的图茶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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