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儒、释（佛）、道三教同山，“三教”文化有如武夷山三花峰，“三花”并蒂；三仰峰“仰之弥高”。由于三教的存在，对武夷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三教思想之精华，又丰富了武夷茶文化的内涵。当然，武夷茶从唐代的蒸青研膏、蜡面，宋代的蒸青龙凤团茶，明代的妙青绿茶，到清代盛极一时的小种红茶和三红七绿的青茶（即现称为岩茶），主要是靠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和极大的创造力而发展起来的。武夷茶由于秉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大自然赋予的俭朴、清纯、和静的禀性，深得儒释道三教的喜爱，茶成为三教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质基础。因此，儒释道三教又离不开茶。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对三教的存在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茶中蕴和，茶中寓静。茶的“和、静”的禀性，正是儒释道三教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

儒教，在武夷山最突出的代表是朱熹（1130—1200年）集理学之大成，创闽学，继承和发展了孔、孟思想。他在武夷山生活50年，潜心著述，并于1183年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兴建“紫阳书院”，授徒讲学。他的理学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极大。正如当代著名学者蔡尚思所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修身。而修身必须淡泊、宁静。“非淡泊，毋以明志；非宁静，毋以致远”（诸葛亮留给子孙的座右铭）。《大学》（儒家的经典）上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思，思而后能得。”儒家主张“中庸治国”。所谓“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和敬谦让，以和为贵。

佛教。武夷山之南虎啸岩下有“天成禅院”；武夷山之北天心峰下有“永乐禅寺”。禅，是佛教中一种修行的方法，南北朝时，经印度达摩传到中国后，禅在中国成了佛教的别名。禅宗既不像小乘佛教那样，主张出世，修来世，讲因果；也不像大乘佛教那样，主张净土信仰，西方有片净土，极乐世界。禅宗居大乘小乘之中，起中和作用。强调入世重视现实人生。主张参禅悟道，以达顿悟，居家也能成佛。而悟从静得，静虑修心，专注一境，心诚意静，才能达到内心空无清静，内心空无清静便是佛，“心即是佛”。

道教。在武夷山三教中，道教占主导地位。道教称天下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武夷山是“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的“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乃洞天仙府。武夷山清溪九曲，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大多按道教意志命名。真是“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郭沫若诗句）。武夷山道教在北宋时非常兴盛，真宗年间（1009年）建宫、观、堂达300多处。如著名的有冲佑观、天游观等，其代表人物有吕洞宾、白玉蟾、刘碧云等。现在桃源洞内建有桃源道观。桃源洞内岩壁上，还雕刊着巨大的老子像（道教创始人），堪称“老子天下第一”。道教崇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清静无为，清淡避世。老子说：“清静谓之正”；华南真人（即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水静犹明，况精神乎？圣人之心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虚静恬淡，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主张人必须顺应自然，从身体静修开始，修炼在于修心，修心在于静，静则生慧，长生不老。因为，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百病不生。

从以上三教的主张看，都十分强调“和”、“静”二字。在他们看来，能达到和静是一种最理想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和静的境界，儒家就能“治国平天下”；佛教就能“顿悟”成佛；道教就能得道成仙。

儒释道三教推崇的“和、静”，恰与茶的禀性，茶中蕴和，茶中寓静相一致。因此，茶便与儒释道结下不解之缘。朱熹在武夷山授徒讲学，聚友著述，以茶论道，斗茶品茗，不仅写下不少咏茶诗篇，而且亲自携篓采茶，并引为乐事。如《咏武夷茶》：“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于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嶂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堆”。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在《御茶园饮茶》诗中：“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玩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对茶的钟情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唐代河北赵州从谂禅师，活到120岁（778-897年），是位长寿禅师。他有个著名的“吃茶去”的典故。凡到观音禅院去拜谒他者，不管怎样他别话不说，只说“吃茶去”。赵朴初先生又有“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的诗篇。真可谓“禅茶一味”。道教“步虚”、“敬神”更是离不开茶。清代武夷山天游观静参羽士，品茗论道，对茶有精辟的独到的见解。他与梁章钜（清·广西巡抚）夜谈茶事，提出了茶名有四等（花香、小种、名种、奇种），茶品有四等（即活、甘、清、香），深为后人所称道。特别是“活、甘、清、香”四字的论述，可谓静参已彻底领悟岩茶之神韵。

茶与儒释道结合，形成茶文化园中一朵奇葩。茶道即人道（《礼记》人道称：是故人道亲亲也），促进人与社会的和静，人与人的和乐；茶道亦禅悟之道；茶道又是“天人合一”与人自然和谐之道。海南茶叶市场纸质茶叶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