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气；行于情场，染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

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我国清代，官场钦荣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官为燎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钦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 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 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我们可概称为“世俗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