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有一块蓝色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你是否觉得此人是一个陌生的名人？不仅你有如此感觉，在这个70％的居民都养成了每天下午喝一杯茶的习惯的国家里，很少有人知道此人的冒险经历。福钧（又译“罗伯特·福琼”）曾在19世纪中叶潜入中国，在中国人鼻子底下窃取中国的茶叶机密。他的冒险行动收获巨大：现在，全世界的茶消费每年达9000亿杯之多！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关注过福钧过去执行高风险任务的情况。但英国茶道爱好者、纪录影片制片人、法学家威利·佩雷尔施泰因揭示了前大英帝国经济文化史中的这个重要插曲。1996年，在阅读了福钧的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后，佩雷尔施泰因隐约地感觉到，在这部手记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另一种情景。于是，他同作为电影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尔施泰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开始研究此事。历时4年的研究证明，福钧当年的冒险活动乃是一种经济间谍活动。

锁定目标：茶叶

19世纪40年代，尽管有来自布鲁斯兄弟（苏格兰人）1830年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的茶叶种植园的竞争，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对布鲁斯兄弟十分不 利的是，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不可能与中国的茶叶媲美。

1834年，自1599年以来一直为英国王室服务的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进口的垄断权,自己生产茶叶就成了这个贸易巨头（18世纪末，该公司在鼎盛时期控制着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贸易）的主要目标。在茶叶贸易上依赖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很大努力，想移种中国茶。为此首先必须找到能刺探到中国茶叶生产秘密的专家，东印度公司把目光转向了福钧。

福钧对中国比较了解，因为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学习中文和远东的风俗习惯，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他指出，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这一看法在西方人中引起了争论，被认为是胡说八道。

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福钧于1848年6月20日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但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佩雷施泰因从保存在英国图书馆里的东印度公司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命令。命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1848年7月3日根据植物学家詹姆森（他负责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试验种植茶叶）的建议发给福钧的。命令说：“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毫不犹豫地充当起了间谍角色（他预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24个月时间），这既出于冒险的爱好，也是基于利益的诱惑：英国付给他的报酬是每年550英镑。

化装潜入 大量盗取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根据南京条约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港口，被认为是“冒险家的乐园”。那时，鸦片已渗入中国，近200万中国人沉湎其中。鸦片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英国商人来说却是赚钱的好办法。形势很紧张，中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在这种情况下，福钧必须运用计谋才能混入当地民众中而不被认出来。但这很有难度，因为福钧身高1.8米，具有英国人的肤色。他弄了一套中国人穿的衣服，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理了发，加上了一条长辫子（他上次在中国就已用过的辫子），打扮得让乡下的农民认不出他是欧洲人（农民也没有见过欧洲人），然后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进发。陪同他前往的有来自产茶区的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男仆，一个是苦力，他们收了福钧的钱，便帮助他隐瞒身份。

福钧的任务充满风险。他是继葡葡牙人后第一个渗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被清王朝的卫士发现，他必死无疑。此外，他还必须小心提防无处不在的强盗匪徒，对付急流险滩，靠葡萄牙人绘制的错误百出的地图寻找道路，应付随时可能患病的危险。但这些风险不但没有吓倒福钧，反而使他感到十分兴奋和刺激。正像佩雷尔施泰因所说的那样，福钧是“一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冒险家”。

面对丰富多彩的各种植物，面对满山遍野的绿色茶树，福钧兴奋不已。每走一段路，他都要纪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佩雷尔施泰因就从图书馆里看到过他写的14篇旅行手记。福钧从早到晚观察植物，他深知茶树种子在当地茶园是多么珍贵和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