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饮茶活动从原产地云南向东传播，饮茶风尚初盛南方并逐渐传至中原的时候，茶在三峡地区已成为人们的一个基本生产项目，且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这一时期正是魏晋时代。

自东汉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国号魏，到刘裕逼迫晋恭帝禅位、东晋灭亡（公元420年）。在这约两百年时间里，国家政治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但在经济文化方面却具有一定特色。典型的是随着茶的扩展过渡，中华茶文化开始破土萌芽，从而为唐代茶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有一段弥足珍贵的饮茶史料，即《广雅》这样记载：“荆巴间采叶制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荆巴间”显然是指今三峡一带，说明魏晋时代的三峡地区，在饮茶方面应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不仅是《广雅》，同期还有一些史料也讲得很明确，如《华阳国志·巴志》的“东至鱼腹”，“园有芳蒻、香茗”；《荆州土地记》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述异记》的“巴东有真香茗”；《桐君录》的“巴东别有真香茗”；等等。唐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两人合抱者”的茶树，这样的茶树大概都需上千年的生长历史。

魏晋时期的人们饮用什么样的茶、如何饮用？《广雅》中记述得就更加清楚。“采叶制饼”当然是制饼茶，“饼”是成品茶的形态。饼茶与我们现在普遍生产的红茶、绿茶不同，在原料和制作工艺上都有根本的区别。做饼茶时，人们采摘原料，强调的是完全成熟了的“老叶”，将高大的茶树“伐而掇之”，就是要捋下树枝枝条上的叶。用“老叶”制作茶饼，在成型问题上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人们适当添加成型剂——米汤，“饼成以米膏出之”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对照今天的红绿茶制作，饼茶的制作并不算简单，甚至更复杂。《茶经》曾将饼茶制作分成七道工序：“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即将晴天采的茶放在甑里蒸，在杵臼里捣后，放入模具内拍打成饼形，穿起来焙干收藏。这里两个很关键的步骤捣制和成型，花掉的人力物力也较多。

虽然那时人们主要制作饼茶，但并不是说饼茶就是人们饮用的唯一茶叶类型，成为人们饮用的茶品还有粗茶、散茶、末茶等。只不过粗茶就是把茶连枝带梗砍下来，一起用刀切碎的东西；散茶是采摘的嫩芽新叶，有的不经制作处理，煮汁而饮，或只有炒干的过程；末茶就是把茶从树上采下来，经过烘烤干燥，碾研成末后煮饮，这些与饼茶相比，还不能没有完整的制作技术。

与上面提到的几种茶相比，饼茶在饮用方面还具有相应的烹点方法。在张揖撰写的《广雅》中，关于烹点方法的内容最为丰富、完整。饼茶饮用时仍需捣碎成末，即烹点茶时，先把饼茶烤至红色，之后，将这种通过烘烤近于焦化的饼茶捣碎，放入瓷器中，倒入开水，与葱、姜、橘皮拌和后饮用。

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认为，《广雅》“最早说明饼茶制法、泡茶方法以及饮茶的作用。”关于饮茶的作用，人们早就开始注意，其中《广雅》提到“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的作用，是一种饮茶的典型功效，直到今天，人们不管饮用何种类型的茶叶，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当时的情景下，晋书《桐君录》“又巴东别有真香茗茶，煎饮令人不眠”的记述与之完全吻合。

在谈到魏晋时期三峡地区的茶业时，不能不涉及到一个与茶有缘的文化人物，他就是郭璞。郭璞（公元276~324）为晋代史学家、天文学家，河东闻喜人（今山西人）。此人精茶史，由他撰写的《〈尔雅〉注》卷九《释木》“槚，苦荼”条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成为我国最早对茶的权威性考辨。

值得一提的是，郭璞所作的上述开创性工作，大部分是在宜昌完成的。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郭璞路过宜昌赴建平郡（今重庆巫山）看望父亲，便道游览夷陵，为三峡夷陵的壮观景色及淳厚的风土民俗深深打动，于是他在其父的支持下，在夷陵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建房著书的活动，完成了《<尔雅>注》、《<尔雅>音义》、《<尔雅>图》和《<尔雅>图赞》等一系列雅学著作。在这里，有关茶的研究，恐怕是利用了当时三峡宜昌的茶业以及茶文化的优越环境，其中的论述与他置身于古代茶业先进的地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