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调鼎壶铭妙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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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调鼎(1839-1906),字廷宽,号友竹、赧翁等。据慈溪光绪志记载,梅家的先祖梅宽夫为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调慈溪尉,后摄知县事,率义勇应文天祥而战死常州。“调鼎”取自宋代诗人张耒的《梅花》诗:“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在古代,“调梅、调鼎”均指宰相,说明家族对他寄予的厚望。应试时梅调鼎因书法不合“馆阁体”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发愤练习书法,初学颜体,再学王羲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力魏碑,旁及诸家,兼收并蓄,博众所长,融会贯通,刚柔相济,独树一帜。其书风高逸,被誉为“清代王羲之”,是清代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有《注韩室诗存》、《梅郝翁山谷梅花诗真迹》、《郝翁集锦》存世。
梅调鼎嗜茶爱壶,尤其是他题铭的多把紫砂壶被收藏界视为珍宝,在中国紫砂壶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创办浙宁玉成窑
大约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梅调鼎出于文人爱好,得到当地和在上海的爱好紫砂壶的宁波同乡的资助,在慈城林家院内(今慈城粮机厂内)创办浙宁玉成窑,聘请制壶艺人慈城人山农、绍兴人何心舟和王东石等人,主要由他负责设计题铭,也有任伯年等一些上海文化名人参与其中。泥料从宜兴采购,多是本山绿泥,烧成白中泛黄,脂如玉色,宛如珠绯。产品以紫砂壶为主,另有笔筒、水盂、笔洗、笔架等文房四宝和其它杂件,多数有“玉成窑”、“林园”、“调鼎”等落款。玉成窑烧制窑数有限,数量不多,但品位甚高,均为精品。
一般认为梅调鼎所铭诸壶,皆为宁波玉成窑烧造,泥料细而色偏淡,但有论者认为,他的代表作《博浪锥壶》粗砂细泥,黝黑如铁,是否同出玉成窑,存有疑问。
造型、壶铭巧匠心
梅调鼎参与制作的《汉铎壶》、《笠翁壶》、《柱础壶》、《瓜娄壶》、《秦权壶》、《博浪锥壶》均造型独特,尤其是铭文书法精妙入神,短小隽永,清新可诵,妙趣横生,独具匠心,体现出高深的文化底蕴。
先看《汉铎壶》的铭文:
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
“铎”是一种形如甬钟的大铃,腔内有舌,可摇击发声。舌有铜、木两种,称金铎、木铎。除作为乐器外,还有两大作用,古籍有 “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之说,木铎用于和平时期的文化宣传,金铎则用于战时军事召集或战场上鸣金收兵。
汉铎即汉朝之铎。第一句是说壶型来源汉铎。第二句“土既代金”点出了紫砂壶虽是陶土制作,但价比黄金,清人汪文柏赠紫砂壶名家陈鸣远的《陶器行》诗曰:“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茶当呼荼”说的是唐代之前两字同用的典故。
这一铭文琅琅上口,意境深远,机巧中不失幽默。
一款《笠翁壶》的铭文是这样的:
茶已熟,雨正?;戴笠来,苏长公。
该壶的造型为戴笠而坐的老者,“苏长公”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尊称。笔者才疏学浅,对此铭文不甚理解。顾名思义是一个细雨??的时日,苏东坡戴笠而来品尝香茗。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柳宗元有“孤舟蓑笠翁”的诗句,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小说家李渔字笠翁, 苏东坡爱茶,但笔者在诗文及画作中从没有看到他戴笠的造型与“笠翁”的别号,敬请识者见教。
汉铎壶、笠翁壶为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唐云所藏时,已失壶盖, 他请当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重新配了壶盖。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一句关于气象的谚语。旧时老房子屋柱下面均有石质柱础,如柱础湿润冒汗,说明天气将会由晴转雨。梅调鼎与王东石合作的《柱础壶》的铭文点出了这一自然现象:
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
用注茶壶润比喻础润而雨堪称巧妙。
《瓜娄壶》的铭文富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
瓜娄系一种葫芦科圆形瓜类,除瓜可供食用外,瓜子及根可药用,有宽胸润肺、化痰清热的作用。“卢”即写出《七碗茶歌》、誉为“茶仙”的卢仝,寓意饮者都可成为卢仝那样的茶仙。
《秦权壶》形似称砣,寓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所用称之权。铭文为:
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
“权”为衡器,桃源卖茶,以壶为秤,堪称奇思妙想。小小茶壶,两句铭文,营造出一种至精至美的文化氛围。这种自然流露出、充满让人想象的意境和妙趣,透露出生活的智慧和幽默,散发出传统文化的特有魅力,生活情趣跃然壶上。
最有意义的当数《博浪锥壶》的铭文:
博浪锥,铁为之,沙抟之。彼一时,此一时。
博浪锥壶原为唐云所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壶的创意和造型源于历史事件张良刺秦王。博浪锥原为一种特制铁器,当年张良遣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惜未击中。铭文的意思是当年铁制的博浪锥用于刺杀秦始皇,如今紫砂博浪锥壶则用来鉴赏品茗,可谓彼一时、此一时也。此铭还有更深的含义:该壶制于清末,时逢外敌入侵,满清王朝对外软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腐败民不聊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托物寄情,体现了既忧国忧民又无力救国的无奈情怀。酌文撰句到这个份上,足见他的独特匠心与深厚功底。
梅调鼎的这些壶铭机智幽默,充满生活情趣,思维活跃,心态恬然自适,与他呆板、近乎迂腐的处世态度大相径庭。
孤傲自赏不随俗
梅调鼎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但他没有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也许是科举打击对他的影响太大,与他晚年所用的别号“赧翁”一样,仿佛因害羞而避世、隐世,害怕与官员接触,传说一位同乡受李鸿章重托,转弯抹角请他题字,他写好发现有李鸿章的字号,坚决撕碎了已经写好的条幅。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肯随俗,身为一字千金的书法大家,不肯折腰于肯出大价钱买字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宁肯固守清贫,孤芳自赏。他曾反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并贴在门上:“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传说他给钱越多越不写,官品越高越不写,反映了他避富避官的内心世界。
据说他的同乡弟子、书法家钱罕(1882-1950),原名钱富,拜师时梅调鼎嫌其名太俗,改名钱罕。实际上功名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要取之有道,无可厚非。殊不知他本人的“调鼎”大名,也是对功名的莫大向往。
“年年年底少青铜,惟有今年分外穷。薪水用残厨灶冷,衣裳典尽箧箱空。”梅调鼎晚年常有断饮之虞,从他的自咏诗中可以读出难保温饱的困境。死时家徒四壁,无钱葬身,只留下几箩长年丢弃的废字和草稿。几位墨友将这些大小不一、真草混杂、风格各别、支离破碎的剩字残篇编成集子,捐钱印制,取名《赧翁集锦》,到上海义卖时被抢购一空。正是这些断简残篇,集中了他各个阶段之书法大观和艺术造诣,被书家视为珍品。
梅调鼎视书法为生命,他的气节虽然值得称道,但在笔者看来,追求书艺与生活质量并不矛盾,如果他能以开明、开放的心态,不仅可以改变他的生活,还能留下更多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艺术将能得到更好的弘扬和传播,他的人生将更为精彩。笔者在同情他不幸人生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扼腕叹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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